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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地方文脉研究 提升文史工作水平
文章来源:仙桃市政协办 发布时间:2018-11-20

学习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 苏林

 

   文史工作是政协一项经常性、长期性工作,在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同时,文史工作也应该得到进一步提升。文史资料工作提升的空间在哪里?我觉得要从它的功能说起。首先是政治功能,文史工作能把人民政协团结各界、发扬民主的功能寓于史料征集和出版之中;其次是学术功能,具有史学研究的特点,必须遵循史学研究的特有规律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,这决定它在人民政协各项工作中独具特色;第三是文化功能,文史资料是人民政协特有的奉献给社会的文化产品,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,具有文化普及和宣传教育的作用。

   鉴于上述三项功能,个人以为,基层政协要提升文史工作水平,有两大着力点:一是对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、收集和整理,这是做好文史工作的基础。二是对文史资料的研究和运用,厘清基本史实,总结经验教训,找出深藏其中的规律,切实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。要达到这样的效果,还得下一番功夫,必须经历千淘万漉的辛苦,才能找寻到能为当代所用的真金,真正体现文史资料工作“对历史负责,为现实服务”的宗旨。

   近几年,我们在征编出版“三亲”史料的同时,也在准备《仙桃文化简史》的编写出版工作,因此搜集了大量资料。我想截取其中一个方面的内容,说明史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作用,以及研究运用的现实意义。这个例子,说的是在探寻沔阳文脉的过程中,对明代沔阳州三大世家相关资料的整理及研究。

   文脉指的是文化的积淀和传承。那么,探寻沔阳文脉,为什么一定要从明代说起呢?这是因为明代以前沔阳地域的文学作品,表现形式多为民歌民谣,没有具体作者。直至明代,才有了明确的文人群体和文人著述。而要谈明代沔阳文脉,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童氏、陈氏、费氏三大世家。

   一、三大世家兴起渊源

   明代前、中期,官学发展很快,私塾遍及城乡,教育由此大兴。主要原因有两点:一是响应朱元璋“治国以教化为先,教化以学校为本”的号召,就是奉旨办学;二则有赖众多有识之士的推动,主要是历任知州重视对官学的修建,和对学子的资助和勉励,如孙衍、李濂等。

   孙衍,是今天上海一带的人,明朝早中期任沔阳知州,史书记载他晚上到学生宿舍考察,看到有人点蜡烛,知道没灯油了,第二天就派人送200斤油去。童承叙曾说“沔守当以衍为称首”,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了。明代沔城建有孙公祠,万历首辅张居正曾作有《题孙公遗爱祠》一诗遗爱:指留于后世而被人追怀的德行恩惠贡献等

   李濂,河南祥符人,明正德年间(明中期)知沔。他有空的时候把学生找来,亲自讲课,多所启迪,当时学习风气浓厚。他对童承叙、陈柏非常赏识。据说陈柏12岁时,李濂见而奇之,将他和童承叙两位少年谓之“双璧”。陈柏、童承叙能考中进士,步入仕途,都得益于李濂的帮助和指点。李濂影响了这两人,这两人又影响了陈文烛、费尚伊等一系列后进。自古“学而优则仕”,既扬名当世,又光宗耀祖。下面我要介绍的童、陈、费三大世家,就是依靠科举制度,至少有两代人获取功名、三代人当官,他们的作为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   二、三大世家各有千秋

   1。童氏世家。童氏从童旭开始崛起。童旭是进士,他的儿子童承叙也是进士,侄子有两人分别中了举人和进士,孙辈曾孙辈都有人出来做官。

   童承叙获取功名后一直在中央机构做事。曾兼翰林院侍读,为世宗(嘉靖)讲《立政》诸篇,慷慨陈词,世宗喜动颜色,赐飞鱼服,曾派中官问童先生安否。这个人重气节,不攀附权贵。后来回沔城病逝,嘉靖皇帝甚为痛惜,特遣大臣到沔城吊唁。

   童承叙是沔阳文化史上最早的领军人物,费尚伊曾说:“沔无诗,称诗自童太史士畴始,一倡百和。”开沔阳诗文风气先河。他是明代中叶著名的史学家、文学家,长于诗和古文,至今有著作流传。但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,还得算《沔阳志》。该志为州志首创,其体例模仿正史,编排方式对我们现在编史志都有重大借鉴意义。明清时期是我国地方志修纂的鼎盛时期,童承叙的修志才华举国认可,当时《沔阳志》被奉为编志的教科书,不断有修志者请他指导或作序。他还培养了大量史志人才,沔阳几乎成为编志之乡,这些人散布到全国,编出了许多了不起的志书。他让志学成为一门学科,对记录、保存和研究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   2。陈氏世家。在沔城铁匠街,曾有一块横额为“青云接武”的牌坊,背面刻有“祖孙太守”四字,是为祖孙三代都出进士的陈家立的。1968年牌坊被毁,石刻现存玄妙观。

   祖孙三太守从陈柏开始,他的儿子陈文烛、孙子陈汝璧都是进士,这在当世是很少见的。陈柏因为得罪严嵩,辞官长居沔城,年七十五卒。他的孙子也做到知府的职位,并留有诗文集。

   陈家重点要说一说陈文烛。他最初在朝廷做事,后来到地方为官,最后做到南京大理寺卿。他的文化作为,有以下三件大事:一是首刻《西游记》。在江苏淮安知府任上结识了吴承恩,吴承恩死后,陈文烛努力完成故友遗愿,同时找了至少3家书商分头刻印,终于让《西游记》成书出版。二是三修杜甫草堂。陈文烛曾经两次到四川为官,维修了蜀中三处杜甫草堂,并撰文记载重修过程。三是整理并刊刻杨慎著述。杨慎是明代著名文学家(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片头曲词作者),著作达400余种。陈文烛督学四川时就开始谋划刊刻杨慎文集,经过近十年努力,最终完成了这一文化盛举。

   3.费氏世家。费家从费得智开始,他是嘉靖年间的举人,他的儿子费尚伊是进士,最后在汉南兵备副使职位上卸任。孙费之巽(xun),尚伊长子,应例出仕。重孙费中权,字散人,费尚伊之孙,两次以团练身份在沔阳州衙任职。

   费家四代人中,比较有名的是第二代费尚伊和第四代费中权。费尚伊20多岁就中进士,不到30岁就回归故里,和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“豪饮狂吟,放荡湖山,主盟江海”,让300多年后的卢慎之羡慕不已,“恨不获执鞭相随”。费尚伊过着热热闹闹、风风光光,却又实实在在的隐居生活。他和当时的文化人诗酒唱和,留下来大量的诗文,结集为24卷的《市隐园集》,后来在卢木斋所编的《沔阳丛书》中占到了三分之一的比例。他用全新的眼光审视世界,陶醉于山水之美,注重精神享受,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士大夫的人生视角。他是明代市隐思想的代表人物。

   第四代费中权,字散人,费尚伊之孙。两次以团练身份在沔阳州衙任职。工古文诗词,草书自成一家,书画颇有造诣,民间传为神笔,著有《绣鱼诗》《四海论》等书,可惜都失传了。费散人在沔阳活动时间长,对后世影响大,留下的传说也很多。

   三大世家的共同之处至少有三点:一是家有俊杰:三家都不缺聪慧博学、才智杰出者,童承叙是“楚三才”之中最优秀的,陈柏与童承叙被李濂合称“双璧”,费尚伊的著作是这3家人中最多的。二是学有传承:童氏家族有功名者4人,为宦者4代8人;陈氏家族有功名者3代4人,且3代都出进士;费氏家族有功名者2人,为宦者3代3人。三是门有清风。三家都有良好的家风,不同的是他们的家风各有侧重。

   童氏世家重在“孝”。童旭在兖州身陷牢狱,童承叙倾力救父:“先生与之比,其辩论诸疏草,悉出先生手,而太守公得调桂林。”生母过早去世,童承叙对继母极其孝顺。在《请告疏》中,童承叙向皇帝表达了回沔省亲的愿望,目的是为祭扫生母和侍奉继母。

   陈氏世家重在“贤”(有德行有才能)洞明世事,人情练达,出则有社会担当,入则享田园之乐,这才是贤者的姿态。陈柏是个好官,因不愿阿附权贵而被贬,后借为母守孝不再回到官场。但他还是鼓励儿子出仕。陈文烛赴任淮安知府,陈柏以诗为他送行,最后两句说“但愿汝为清白吏,他年归只带图书”。陈柏对儿子的要求,并不是做高官,而是做“清白吏”,这正是陈家家风的反映。

   费氏世家重在“达”(通晓、明白)即乐观开朗,处事通达,看淡荣辱得失。费得智中举后,把举人服饰放进箱子里,仍戴方巾一块,作隐士打扮,与一众旧友喝酒吟诗。平时则闭门谢客。沔阳州官都很尊敬他,路过他家门口,都不弄出大的声响。儿子费尚伊“浇花酿酒,日与故人门生觞咏流连,逮老弗衰。……五尺之童相见必以礼”。重孙费中权更是沔阳名人,以“费散人”传世,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。康熙《沔阳州志》记载他多次辞官不就,“挥金钱至空囊不惜。道巾鹤氅,白眼傲世”。

   忠孝贤达,文风绵长,是仕宦世家的显著特征。忠孝贤达表现为家风,经史文章则表现为家学。沔阳州三大世家,既有家风,又有家学,敦睦乡里,造福社会,在民间享有“书香门第”和“仕宦世家”的美誉,而自身福运也绵延百年。

   三、三大世家互相影响

   明朝的童、陈、费三家之间,有着我们想象不到的紧密或者说亲密的关系。下面,我就讲一讲这三大世家内部之间的关系,以及他们和当时其他名人之间的关系。翻译成现在最流行的语言,就是要扒一扒他们的朋友圈。

   首先还是要从沔阳州官李濂说起,李濂把陈柏、童承叙称为“双璧”,他们能考中进士,李濂作为伯乐功不可没。陈柏的儿子陈文烛娶了童家的姑娘,做了童承叙的侄女婿;陈文烛的女儿又嫁给了费尚伊,费尚伊又成了陈文烛的女婿。这个朋友圈,知州李濂是群主,明代沔阳州的三大世家,以姻亲关系紧紧扭在一起,都成了朋友圈里的人。这种在知根知底基础上的门当户对,真可谓强强联合,为三大世家的人才辈出、持续兴盛提供了良好环境和有力保障。

   另外陈文烛与《西游记》作者吴承恩在淮安相识,是其表叔——南京户部尚书傅颐牵的线。傅颐曾在淮安做过三年漕运总督,与吴承恩往来密切,惺惺相惜。陈文烛一到淮安任知府就联络到了吴承恩,才有了他们的忘年交和《西游记》的刊刻问世。

   陈文烛的女婿费尚伊,辞官回家后与沔阳州地方官交好,州官对费家也非常尊重。费尚伊的孙子费中权,也就是前面说过的费散人,富有才华而放浪不羁,生活于明清交替时期。当时知州章旷跟他私交深厚。章旷在沔阳最大的功绩,一是兴修水利,二奏准在仙北设“仙镇公署”,推动了仙桃镇的正式设立。作为明朝官员,尽全力抗清,但他死后,却被清朝称为“良牧”。章旷在为费散人的诗作序时说:“五年前疑散人为浪人也,三年前疑散人为文人也,两年前疑散人为武人也,今乃知为道人也。” 这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,对费散人的认识由表及里,直达本质。他本性就是不受束缚,率性自由的,但是关键时候是有担当的。

   三大世家和当世其他很多名人都有交集。特别是天、潜、仙三地,人民天然亲近,文学颇多互动,文人更是热情交流。天门鲁铎—潜江初氏—仙桃童承叙,构成一个关系链,形成了一个江汉文化圈。

   总之,三大世家以文化为纽带,建立了一个名人众多、格调高雅的“朋友圈”。他们通过相互影响和个人努力,推动了文化的发展。他们通过诗文和志书,把明代以前的文化传承下来了;在明代以后,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响在延续。

   四、三大世家文脉传承的启示

   上述内容,是基于史实整理和研究而做出的陈述,既有对他们生平事迹的介绍,也有对各自家风的归纳,还有对人物关系的梳理。对此,今天的人可以见仁见智,得出有益的启示。

   启示之一:官方导向。政府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决定性力量。政府的主导和重视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先决条件。地方官的身体力行是引领学风、造就人才的重要基础。

   启示之二:典型垂范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这三大世家的杰出人物,不仅是他们家族的典范,也一直是沔阳州高高的旗杆,赚得无数艳羡的目光,也激发了无数追赶的脚步。明清两代共有进士93人,其中文科进士82人,武科进士11人。出了像童承叙这样的国士和陆建瀛这样的封疆大吏。这就是榜样的力量。

   启示之三:薪火相传。好的家风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,需要几代人的培育、沉淀和积累。它的传承,既有外部因素,又有内在规律。家风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内容,不同的家庭有着各具特色的家风。红色家风在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,比如周恩来同志的"十条家规",陈云同志的"三不准",习仲勋同志教育子女要"勤俭持家、低调做人"等。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曾像今天这样注重家风建设,家风与政风、党风一起构成了当下中国的社会风气。党员的家风建设也从家庭层面上升到政党建设和国家层面。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》《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》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等制度,更是从根本上对党员的家风建设进行了规范。

 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、与现代社会相协调”,“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,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”。这一重要思想,应该在政协文史工作中得到贯彻。我们开展研究越多,引发的思考越多,文史工作发挥的作用就越大。这就是文史工作的价值之所在、魅力之所在。因此,我们做文史工作的,一定要选好角度,发挥优势,突出特点,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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